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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高考试卷改革问题

孙绍振

一、关于语基和知识题

语文高考改革的争端，最初集中在客观题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美国式的托福客观化、标准化模式，语文试卷上，客观题占了试卷的60%。经十年的实践，到九十年代末引起全民公愤，遭到全国各大报章口诛笔伐：刁难怪钻者，以学生教师为敌者有之；文字游戏，人为设置陷阱者有之；命题者知识残缺，伪问题荒谬答案者有之。更严重的是，荒谬的考题，迫使语文教学为题海操练所代替，从根本上扼杀了语文的人文精神。在强大的压力下，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顽强抵抗，节节败退，不得不作出让步----把客观题分值的硬性规定，改为各省自由决定。这是语文高考改革的重大胜利。标准化的客观题，在分值上大大减少，据统计，从原来的90分，变成现在30分左右。

这样大的改革幅度，对于语文教学应该是大大的解放，应试的、题海的教学模式，应该随之瓦解，教师、学生应该欢欣鼓舞才是。但是，实际上，第一线的反应，仍然令人困惑。应试式的题海战术方兴未艾，就连上海那样的文化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题海操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一些乡村的中学，到了高三甚至干脆把语文课时间全部用来做题目操练。为害最烈者，题海的操练，还延申到所谓的补习中去。应试语文之顽强，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要解决问题，不能一味埋怨第一线的教师，问题根源，在于试卷。

表面上，客观题已经减少到1/3。但，改变的那些题型，大都是变相的客观题。表面上有一定主观色彩，实际上，是一种伪主观题。基本是知识点的填空。而所谓知识点，又并非确定的事实，而是鉴赏性的观点。此等观念，往往并无必然性，仅仅为命题者所认同，这就造成了难度。由此而产生操练的必要，旨在揣摩命题者的心意，掌握应试技巧。特别是，那些根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的阅读题，这种题型，沿袭美国托福题型，依然故我，以不变应万变，仍然是刁难怪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比比皆是。

这样的“改变”，与真正的素质教育，无疑是南辕北辙，问题在于，这不但没有引起第一线老师的非议，相反，不少老师倒是相当认同的。这种认同，表现为对真正的主观题，如作文题分值提高的抵抗。去年，福建省语文试卷，将历年置于开头的拼音和文字的选择题取消，将其内容放到作文中去考查。就引起极大的风波。有人甚至提出，以客观题的操练提高竞争力，是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一种优势。取消此种题型，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打击。这种扣帽子式的说法，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习惯和现状，紧紧地束缚住了这些老师的思维，他们把素质和分数混为一谈。其实，那种操练出来的效果，就是能一时获得某些分数，也是以牺牲学生的时间、青春为代价的。以同样的时间，真正进行素质熏陶，也许，并不见得，就不能相应地提高分数。

第二,我们的考卷，改革得不彻底。仍然为应试操练留下了极大的投机的空间。

第三,我们的老师想像力不够开放。难道除了托福模式，或者变相的托福模式，就没有别的的模式了吗？我在分析托福模式的时候，揭露过托福模式的几个特点。一是，名为选择题，实际上是是非题。四项选择，三项是干扰，只有一项，是要求考生作出是与非的判断的。二，有利于改卷的效率（美国考试服务中心的利润），不利于考生素质的发挥。三是，答案是惟一正确的，这是机械的，僵化的，违反当代多元文化哲学的。四是，标准化的、惟一的答案，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多元对话精神背道而驰。可惜的是，对于我这样论述，许多第一线老师感到困惑。他们无法想像，除了客观化、标准化的试题以外，还有什么更优越的阅读试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和现状的见识问题。语文考题，在1949年以前，就有过问答题，而且，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母语考试，还存在着一种基本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的问答题。也许，举英语的例子，一些老师比较隔膜。举一个汉语的例子吧。在欧洲，许多国家母语是多元的，学历教育的母语考试，是可以在多样语言中任选的，法国公民可能选英语，德国公民可能选法语。值得一提的，中国公民，在欧洲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只要及格，就能取得学历的承认。我看到一种国际学校的母语考试，这是在全欧美、拉美都得到承认的。他们的汉语考试就全部是问答题。

考卷提供了曾卓的《泥土的梦》。

考题是：

1，诗人赋于泥土什么样的性格？

2，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什么感情？

试卷提供了一篇小说。

考题是：小说创作常常表现了作者的自我反省意识，你读了这篇作品后，觉得这个观点能否成立？

试卷并不提供任何作品，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激情是诗人的生命。这是一种说法，联系本课本的诗歌作品，说说你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戏剧创作：常常是人物面临一大堆难题，作家的才能在于如何结尾。

结合课本上的作品的结尾，谈谈你的看法。

应该声明一点，这不仅仅是汉语的命题模式同时也是英语和法语的命题模式。这样的命题模式，比之那些折磨学生的托福式题目不是更能检验出学生的素质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吗？从理论上来说，是肯定的，但是，从现实来说，许多老师、官员，对这样的主观化的，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是望而生畏的。说来说去，就是害怕评分标准难以掌握。这说的是可行性。但，人家的评卷只给出一系列原则，就分别寄往有资质的人士，由两位各自在家里评分，由第三位作适当调整。人家可行的，为什么我们就不成？这里有一个思想问题，就是总是期盼一种绝对的客观的、任何人都能操作的标准。为了这种标准，就不得不把问题简单化，答案简单化。但是，太简单了，又不符合高考的选拔性要求，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做法，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化的法门，就是设置干扰项，设置陷阱，考生的判断引向岐途，对题目发生误解。这种模式造成的后果就是，从素质来说，问题并没有难度，但是，从考试技巧来说，则大有讲究。于是考试技巧变成了学习的重中之重。

当前语文考卷之所以没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这种“托福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使得语文试卷，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自我蒙蔽之中。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阅读题之中。2006年我省高考语文试卷阅读题，引用的文章说的是，公众中的思想观念，常常是由媒体的舆论制造出来的“固定的成见”。考题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字眼，让考生在文字表现上捉迷藏。这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根本上，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阅读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追随作者，弄清他说些什么，如果光是这样，就变不上学生的主体性了。而我们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学生的主体性，仅仅追随作者的阅读，就是没有主体性的阅读，是奴隶式的阅读。在课堂里，反复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而到了考试，没有主体性才能拿到高分。什么是阅读的主体性？就是分析和批判。文章说，公众的意见都是报刊媒体制造出来的“固定的成见”；那么，不同阶层、民族、性别有不同的“固定的成见”，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一部分人，不理睬另部分的报刊和媒体的成见？对“固定的成见”的选择，就说明，“固定的成见”，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会消解的。而且社会思潮发展变化，变化了的思想，据文章推理，应该也是报刊和媒体制造出来的“固定的成见”，那么前此的“固定的成见”，被后来的“固定成见”所代替，不断变化的成见，还能是“固定的”吗？

不把学生往有头脑主体方面去引导，而是，把学生往奴隶式的阅读去逼迫，这不是借助国家权力，推行愚民政策吗？

我们有些老师，老是强调阅读试题的重要，有极端者，甚至说，作文并不重要，因为中学、大学毕业出去，可能一辈子不写文章，但不可能一辈子不阅读。但，阅读课，就是教会学生如何以主体和与文章对话。只有具有分析的，批判眼光的人才能与文章对话。附首贴耳地倾听谟，是培养自卑感的，是奴隶式的阅读，不是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老师，是不清醒的。

二，关于作文题

高考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作文。

首先是一个比分问题。从素质来说，最能雄辩地表现学生水平的，就是作文。我们有1400年左右的考试史，有1000年以上，就是一篇作文定终身。选择题，是非题，本来没有。是五四以后，从外国引进的。其极端者，就是选择题（实质上的是非题）占了绝对优势。基础教育改革以来，多方面的呼吁，作文终于有了进展，福建省算改革呼声最为强烈的，不过也就是把作文的比分增加到70分。

真正要把语文教学从题海操练中解放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作文值，提高到占总分的80%。也就是120分。这个比值并不太高。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这样的。但，目前居然是，有了改革的空间，各省却按兵不动，没有任何其它省呼应作文分值的调整。这说明，改革的启蒙阶段还远远没有结束。当然，我们不能等待，就以有的改革来说，尽可能在这70分中，把工作做好。要把工作做好，最佳的办法就是进行历史的总结。

统一的高考作文命题应该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幻多端，起伏迭荡，归根结底是限制性和自由度的矛盾，此消彼长，从历史的趋势来看，限制性呈递减之势，而自由发挥的程度则日益增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限定性主要在政治方面，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政治化转向道德化，80年代中期以降，间或有思想评析的(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近墨者未必黑》)的题型出现。单纯从题目看，有某种道德导向淡化的苗头，考生自由发挥的天地渐趋广阔。但是，主题限定为毁树易于种树，近墨者未必变黑，本身就是片面的。题目强行规定了矛盾的重点，在改卷中，又有“切题”的严格规范，重点论就成了片面性的合法外衣。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思想评论，甚至“中性”的命题，如《习惯》、《尝试》等等，但是未成潮流。根本性的突破是基础教育改革展开以后，1998年的《假如记忆能够移植》和1999年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题目在价值上的规定性并无明显的线索可循，自由发挥的天地空前拓展。这样的命题大概可以叫做“无主题命题”。

十多个市省自行命题以后，各方面对于无主题命题的认识趋于一致，作文题型也开始趋同，话题作文、材料作文，成了大势所趋，从题面到题干形成趋同模式。但是，表面趋同的形势并没有窒息别具一格的创造。

至少在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无主题命题的突破。

第一次突破是在90年代，上海的专家们创造了一种完全开放的作文题：例如《面向大海》、《杂》、《忙》等等，表面上是直接命题，实质上是完全开放的，完全开放意味着强制性主题的取消，同时也意味着自主立意的压力增强。对于考生来说，严峻的考验在于，无序的自由思考不能成为文章，极大的自由度，可能造成散漫芜杂，成文的最低限度是集中和有序，思考要有发散的焦点和逻辑的联贯性。如何凝聚思考的焦点，成了对考生素质的挑战。

第二次突破是2004年福建高考的作文题，题面和题干焕然一新，只有十个历史名人和文学形象（孔夫子、曹操、薛宝钗、冬妮娅等等），任凭考生自由评论。这不但要求考生有凝思概括、逻辑拓展的能力，而且对其文化修养也是一种挑战。没有足够课外阅读量，没有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是无法应付这样的考题的。

到了2005年，自行命题的省份增加到十五个，题型更加异彩纷呈，端的是百花齐放，强制性主题日薄西山。湖南卷:《跑的体验》（先走好，还是先跑好），四川“忘记与铭记”，广东卷:“纪念”，北京“说‘安’”浙江““一叶、一枝、一世界”，山东:“用自己的长处祢补别人的短处”，黑龙江:《位置与价值》等等，几乎全部是不设主题限制的。无主题命题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原因在于超越了命题作文的致命弱点。命题作文提供的主题，不但是现成的，而且公共的，他人的，而不是学生自己从真切的体验中概括出来的。无主题命题的最大优点，就是把确立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立意放在第一位。立意是为文的前提，立意的难度在于，必须在纷纭的现象和错综的感受中进行提炼，能否从中构成情感和逻辑的单纯线索，能否防止思维平面滑行、主题徘徊，能否在有效的推动思维层层深入的同时，控制跑题、离题的潜在危机，成了考查的重点。要通过这样的考查，光凭文字工具的华丽是不行的，对思维具有灵活调控的能力才是制胜的法宝。

这一切正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义。

从根本上来说，自主的立意，不但是作文的要领，而且是树人的根本。

而立意和树人都有一个深化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上对于这一点有明确的规定：要让学生在“知、情、意”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层次，得到全面的发展。知，是感知，或者通俗地说，是感觉，属于心理比较低的层次，情，是情感，在心理上，层次要高于感觉，而意，是意志，属于更高的层次，一般说，是智性或者理性的层次。知、情、意三个层次都得到发展，这是人的精神全面发展的表现。

高考的作文命题，经历和长期的探索，引发了许多讨论，但是，不管是探索还是讨论往往局限在主题的有无，对于主题的感知和智性的含量问题，长期空缺。总体来说，各种命题，对于感性层次是看重的，最明显的是2005年江西的“脸”和重庆卷的“筷子”。做这样的直接感性题目，文章的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主题的有无，而且还要看主题的情感和智性深度。要把脸和筷子这样很感性的文章做好，起码要从感觉层次深入到人生的情感层次去，从而进一步，在情感基础上进行智性和理性的概括。江西和重庆的命题，好处很明显，完全开放，没有现成主题的暗示。但是，缺点更为明显：缺乏情智的深度诱导。既然是命题，毫无深化的指向性（情感和智性的指向性），可能误导学生光在感性层次上徘徊而流于肤浅。另外一些省市的命题，以提供话题和材料为主干，带着很强的感情色彩，如北京“说‘安’”（含有“安定”、“安全”、“安宁”、“安逸”以及“安于”之类的联想），浙江的“一叶、一枝、一世界”（从“一叶飘落而知秋一叶勃发而见春"”来），都在并非单一的感性的材料以外，提供了一些智向智性升华的要求，显然更有利于检测考生的感受和思绪的纵深层次。

提供一系列感性材料，以之为基础，启示学生深化感受，是基础教育改革以来得到广泛认可的题型模式。从开始运用到广泛流行，逐渐也产生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感性材料往往比较单调，比较粗浅，缺乏情感和智性的含量，这就难免使考生忽略从知觉到情智的跨越。其实，这是不可忽略的。当其为文之际，感觉是纷繁的复杂的，《文心雕龙》形容这种状况叫做“云蒸霞蔚，万途竞萌。”要从感觉升华到情感或者智性，必须把复杂的无序提升为单纯的有序，没有这个提升，从感性到智性的深化是一句空话。如果这一点没有错，则今日流行的单纯感性的话题和材料，事实上是经过命题者梳理的二手货，取消了一手提纯的环节，就是取消了学生独立形成观念的第一个台阶，显然有违心智层次提升的规律。

当我们对于这一点还处于朦胧的状态的时候，上海的命题专家可能觉察到了，他们2005年的命题提供了多元的感觉素材：

在课堂教学之外，以下现象也大量进入我们的视野，请看一组社会广角镜——

镜头一：武侠小说风靡了几代读者，其实以侠为人格理想，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精神传统；言情小说则往往将花样年华与感伤情感交织在一起，这都是作品吸引众多青少年读者的原因。

镜头二：中学时代《同桌的你》流行歌曲，唱出了莘莘学子的生活，幼稚与成熟，青春与成长，追求与迷茫，是一种难解的情结，在校园的绿草地上总有它的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卡通、音像制品、韩剧、休闲报刊及时装表演等等，因此需要对当今的文化生活作一番审视和辨析。谈谈它们对你的成长正在形成怎样的影响。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一道材料作文题，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样的想法表面上是比较粗浅的，但是，从思想方法上说，显然出于对命题的单一价值观，拘泥于话题和材料的视角，而无视复合的感性材料比之单纯感性材料提供了情感和智性深度和广度空间。

上海命题的的感性的材料是复合的，各不相干，处于无序状态，命题的旨意正是要求考生从无序的现象中发现统一的线索，这就不但须要独特的情感，而且需要独特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无主题命题（材料作文）的一大进展。它强调了我们忽略了的环节：独立主题形成始于对无序感觉的梳理和提炼。忽略了这一环节，就是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建构的初阶。学生的主体建构始于感觉的有序提纯。上海命题的好处还在于，在题干中提示“对你成长的影响”，这就明显地防止了流于感性，突出了智性和理性提升的要求。

2005年比较好的命题都表现出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在提供感性材料的同时，诱导考生不但要向感情，而且要向智和理性升华。江苏的“凤头猪肚豹尾”，全国卷“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湖北“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显然都显示出超越感性表面的指向性，为考生从具体的感性向抽象的思辨提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倾向无疑可喜地表明了，我国的语文素质教育的水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高考学校入学考试的功能所要求的，考试的目的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新生。高等教育和中等学校的最大不同，就是学科的理论性。没有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起码训练的考生，到了高等学校，是难以胜任抽象度很高的理论课程的。无视这一点，一味满足于感性上滑行，或者一见到比较抽象的题型，就大叫“脱离中学生实际”为智性和理性留下空间的共同倾向，标志着我国的感性作文命题（有时简直是弱智的）与西方，尤其和法国的高考作文命题的哲理性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

从强制性主题到无主题命题的实质，当然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是平面的，而有着心理的递进性的，第一阶段，从命题到话题和材料作文，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从抑制学生自主思考到迫使学生独立概括；第二阶段，从在感性平面上滑行，到诱导学生深入情感和智性层次，在三度空间上进行主体建构，并对自身的思绪进行自觉的驾驭。

历史的发展已经把我们推向了第二阶段。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人士应该毫不犹豫地把智慧、智商，把理性思维的考核提上日程。而同样身处历史潮流之中的人，却有可能缺乏宏观的历史眼光。这是因为，历史实践往往是感性的，而其中包含着规律性却是潜在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往往并不能为同代人及时领悟，因而，就产生互相矛盾的现象，或者拘执感性，或者偏于理性、不管是偏向哪一方，二者之间不平衡，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流于粗浅感性，不能为智性提供足够基础的情况，可以2005年的全国卷为代表，题旨是出人意外和情理之中的矛盾，理性是明显的，但是所提供的感性材料却是薄弱的：

人们问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教授：“您创建了一个第一流的物理学派，有什么秘诀？”不料玻尔却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听到这个回答，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玻尔的回答确实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请以为文。

本来，波尔的回答并不太深刻，甚至有点故意大题小作。不怕在学生（或者普通人）面前显露自己的弱点，不可能是波尔成功的全部、或者根本的原因。“大家都感到诧异和不解”是理所当然的。命题者并没有在波尔的逻辑空白中提供补充性的阐释，就唐突、武断地得出了“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的结论。其实，在故事中，既看不出多少情感的交流，也没有什么发人深思的道理，如果说它不是太高明地表现了一个大科学家的谦虚的精神，还大致说得过去，说它包含着“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通常讲“合情合理”，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科学。不论从心理学上来说，还是从哲学上来说，情感与理性都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合情的并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情。故汤显祖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清代诗评家吴乔把诗的抒情归结为“无理而妙”。

感性材料和理性论题之间的脱节并不仅仅出现在全国卷上，而且出现在其它省市的卷子上。如江苏卷:

古人常用凤头猪肚豹尾来形容写作，意思是开头要精彩亮丽，中间要充实丰富，结尾要响亮有力，小到学习生活，大到事业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本来，凤头、猪肚、豹尾是文章学的一种特殊的抒情话语，把它和学习生活、事业人生无条件地联系起来，十分牵强。把精神创造的一家之言，和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和客观现实笼统地等同起来，完全抹煞其间的多元矛盾，从逻辑学上说，是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这种无类比附，是话题和材料作文常见的，但是，像江苏卷中这样粗糙的无类比附，却是少见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作者把诗化的抒情当作了理性，不但感性没有启发性，而且一点智性也没有。不顾具体事物的无限差异和矛盾，以抽象的概念代替无限丰富的现实，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僵化的形而上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生不可能如命题者所轻率地宣扬的那样自始至终地完美。这样的命题，表面上是无主题的话题作文，实质上把命题者人生完美的诗化主题强制性地硬塞给考生。2004年江苏省的作文题“山的沉稳，水的动”也是武断的。把山规定为100%是沉稳的，把水定性为毫无例外是灵动的，这既不符合地理科学，也不尊重人文心灵的无限多元。江苏省两年的两道题表面上相去甚远，实质上是一脉相承，都是以一种诗化的抒情的、主观的感情代替客观的理性，是一种粗暴的框框，命题者不把抒情和理性的矛盾分辨清楚，这样的失误也许还要不断地重复下去。

与这种倾向类似的是湖北卷：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根据以上文字，结合自身感悟作文。

通体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没有一点感性材料，等于放弃了让学生从感性向智性的升华的任务，更为严重的是，这样抽象的主题，原本是王国维的理解，王国维的话语体系是从传统的中国哲学话语中来的，其中的内与外，出和入，都与现代话语在内涵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命题者非常潇洒地把这样的夹生话语直接推到了考生面前，是不是忘记了考生的年龄和经历，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再说，王国维本来就已经够权威的了，现在又加上了试卷的实用性，考生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除了放弃独立思考以外，可以说是绝对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好像是倒退到命题作文的历史邃道里去了。不过当年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主题强制，而今是哲理性的主题先行。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倒退呢？这与当前对于命题评估中的形式主义思想潮流有关，许多命题评价，都一味强调命题形式，只要是所谓材料作文，或者话题作文，就算有了改革精神，其它的一切，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006年高考作文题，一经网上发布，就引起争议。有位比较苛刻的评论者这样说：“一个及格的高考作文题目，最基本的要求是让学生看了都觉得有话写，并且能够在几十分钟之内写出来。更进一步的要求，是要跟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学生才能够写出真情实感的作文。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2006年的高考作文，我不得不说，绝大多数的作文题目是没有达到及格线的。”这个说法显而易见地极端，不为多数网民认同，但其“及格标准”，不但无人正面表示异议，相反，存在于许多论者潜藏的前提之中。其理论上的混乱，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这个“标准”包含着两个方面，（1）要让学生看了有话可写。（2）是最为关键的，要“跟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与中学生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题目，就理所当然在否定之列了，如湖北卷以带“三”字的成语为题，浙江卷“生无所息，生有所息”。但是，除此之外的许多题目，无疑大都“跟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北京的“北京的符号”，全国卷“网上阅读和纸上读书”，安徽卷“以‘读’字为题”，江苏的“人与路”，重庆的“走与停”，四川的关于“问”，天津的“所响往的前景（愿景）”，上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辽宁卷的“肩膀”。读书、走路、问话、握手、肩膀、响往，难道不是与中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吗？。至于一些以寓言故事为材料或者话题的，如江西的“雨燕减肥”，光是“减肥”，就是中学生的日常话题。至于全国卷2的“乌鸦抓羊”，要联想到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难的。明明是中学生日常可感的，为什么又产生某种远离日常经验的感觉，原因是，仅仅拥有日常生活，仍然不能保证“有话可写”。

“要让学生看了有话可写”，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学生看了无话可写，又要应付考试，就可能讲空话，大话套话，甚至鬼话。课程改革以前，教训是很深的。这几年来，全国和各省自主命题不约而同地把题目出得接近中学生的感性经验。除了出于此前强迫说谎的强制命题作文的教训以外，还有一层理论上的认识，就是对于学生主体的遵重。既然学生是主体，就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写出“真情实感”。但是，仅仅“跟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就能表现真情实感，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贴近了中学生的感性生活，就一定能出好文章，其隐含的理论基础是机械反映论，显而易见的漏洞是，忽略了文章是精神的表现。生活一旦被反映就与主体心灵的特点结合了。就不再是简单生活，而是心灵的结晶了。我国古代文论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心灵的活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心灵活跃起来，才能把无序的生活加以概括、提炼、变异，与情智交融，作者以强大的气魄，把生活经验按自己心灵的秩序重新安排。这个重新安排的过程，就是想像。日常感性生活，是无序的，芜杂的，是不利于想像的翅膀起飞的。文章不仅仅是感性的生活的反映，也不仅仅是自发的情感的表现，只有二者猝然遇合，经过想像升华，才能构成有序的思路，理顺文意脉络。由此看来，好的作文题目，恰恰是超越日常生活，从想像、假定、虚拟出发，才显出了优越性的。例如，基础教育改革之初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能够移植》，台湾作家张晓风在福建《作文大革命》讲座上，出的题目就是《假如我的上帝》，中学课本有海伦•凯勒的经典文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艾青有诗曰：《假如我是一只小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舒婷的诗《致橡树》，纲领性的句子，就是“如果我爱你”。这都说明只有通过假定、想像，才能超越日常生活，激发情感、趣味和思绪，形成意脉。这其中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但是，机械反映论和原始表现论，把这个过程纯粹抹煞了。同时也就把学生丰富的主体窒息了。作文教学和作文命题，如果要突破，不但要在理论上从机械反映论中解放出来，而且要在原生的主体论中解放出来。原生的生活和原生的感情都要经过想像的扩张、凝聚和提炼才能转化生成文章。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原生的嘻笑怒骂，才会超越粗鲁的叫嚣，升华为个性化的文采、情采和智采。在想像的境界中，思想的情感的独特性才能获得创造的自由。这几年高考作文评分的实践也证明，同样一个题目，往往是想像性的寓言式的文章，比之现实的描写，更有深度。前几年的《诚信》，题目本身就是虚拟的寓言故事，写得最好往往不是写实性的（如叙述诚信致富，而欺骗导贫故事），而是虚拟的（如《赤兔之死》），远离中学生日常生活的文章。而评论作文题，不能从粗浅的直觉出发，至少应该把直感觉和历史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理论上自觉了，实践中才可能摆脱自发性。

原始的主体表现论和机械反映论一样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原始的情感的不加舍弃、集中、提炼的倾泻，是肤浅的、芜杂的。青少年的心灵，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日常生活往往是浮在表层的，智性和理性则是积淀在深层的。只有在想像中进行深化，才有可能把潜在的智慧调动起来。因而，好的命题，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激活其智慧的“潜在量”，这种潜在的智慧，在一般情况下是沉睡着的，只有在命题的规定和想像自由双重冲击下，才能激发出灵气的火花来。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话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一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又显示出走向没落的迹象。话题和材料虽然有取自日常生活经验的（如上海2005年列出纷纭大众文化现象：网络、时装、流行歌星、武侠小说等），但是，也有大量的往往并不取自学生的日常生活，而是取自经典的文献和历史人物（前年福建卷，列出十个古典文学形象和名人），都出现了优秀的命题，最佳命题；但同时也出现过“弱智”命题。

某些话题和材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距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相当遥远，但是，仍然能够区分出语文素质的档次；差距并不仅仅在感性经验层次上，而且在感性经验深层的智慧上。富于激活力的话题，能够考验学生智性的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本来《语文课程标准》对全面发展的阐释，就包含知、情、意三个层次。光有感知和情感，是不够的，还得有意志，有智慧，有理性。只有具备了理智的分析能力，才能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进行分析，在复杂的感性生活的面前才能拿出自己的、而不是重复流行的、权威的见解。

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题，过于耽溺于学生的感性，对于抒情过分偏执。流行的“真情实感”论，就很明显是不全面的。公然放弃了智慧和理性，在作文中忽视学生和智性，已经成为顽症。一个美国教授曾经批评过中学留美学生的写作，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抒情。许多命题者在这方面是糊涂的，他们并不真正明白，高考，是为大学选择人才。而大学和中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系统的理论，对于理论思维的系统和严密的适应是根本素质。片面强调贴近学生的感性生活，必然忽略智性的开发和深化。正是因为这样，前几年“智子疑邻”的作文题目，提示感情亲疏，影响对于同一事件的判断，本来颇有思辨价值，却被有些中学权威教师斥之为“脱离中学生实际”。什么叫做“中学生实际”？全面地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十多年的感性生活经验；第二，和大学所要求的系统、抽象、理论思维的距离；第三，实际上，在物理、化学、数学领域中，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深邃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准，就是有差距，也并不遥远。但是，在语文方面却不同，我们的主作文题常常是流于感性。所谓贴近中学生日常生活实际，其实就是迁就。物理、化学、数学，如果要作这样的迁就，就等于自我取消。而在语文长期迁就到弱智的程度，反而成为金科玉律。前几年有道高考作文题“心灵的选择”，在他人冻僵、生命危殆的情况下，提出要不要救人。对于应试的考生来说，只能是别无选择。而题目却是“心灵的选择”。在形式上，是材料作文，但是，道德规范的暗示是如此强大，实质上是变相的命题作文。这样的材料作文，与劣质的命题作文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

问题出在命题者，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命题的模式上。一旦话题和材料作文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就把它当作万应灵药，完全忽视了话题和材料，只不过是形式。某些话题和材料作文题的成功，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内涵，其激发感性和智性“潜在量”的功能。同样是话题和材料作文题，也有扼杀深层潜在量，沦落为变相的劣质命题。相反，某些命题作文，却能激活深层智性思维，成为命题作文中的佼佼者。在2006年的作文命题中，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和上海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得到全国几乎一致的赞扬。值得深思的是，两者恰恰是命题作文。

“北京的符号”好处是很明显的，它的规定性很宽松，一个作家说，北京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结合十分紧密的城市，有古老的符号，也有正在形成的新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京的符号是多元的。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京剧、脸谱、老北京天桥上的杂耍，百姓的吃穿住行等等。在如此纷纭的文化符号面前，如何排除杂乱的原生感受，抓住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焦点，考生的想像力和概括力就面临第一层次的考验；第二层次就是这些符号的历史的积淀和民族文化价值。要揭示出这样的“潜在量”，就要超越日常感性。在强大的精神主动性，纵贯古今，左右逢源，构成深刻的意脉，显示警策的洞见，没有智性的思考和分析是不行的。作家梁晓声说，“北京的符号”有意“模糊了这感性和智性之间的界限”，“总的来说，这个题目较难，就看考生能不能悟出其中的双重性。”当然，这种双重性，是富有弹性的。擅长感性写作的考生如果仅在感性层面发挥，可能有不错的成绩，但比把握了双重性的考生要略逊一筹。上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也一样，握手也具有双重意味，一重是日常的，一重是象征的文化的意味。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的考生是不会忽略的。因而，就区分度而言，还是“北京的符号”更为理想。而湖北的作文题，带“三”字的成语（三思而行，三人行必有吾师，举一反三），之所以遭到一些垢病，可能就是缺乏某种和某些擅长感性的考生妥协空间，智性的要求，抽象思辨，别无选择。“三”是抽象的，要从中揭示出文化内涵和人生哲理，难度过大（有人对此反感抬杠说：想到三妻四妾、三从四德，这怎么办呢？其实从批判的反思来说，也有可能使文章更丰富）。浙江卷的“生有所息”“生无所息”，除了它在题面的释义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议以外，其不足在于，纯粹是抽象思辨。从高校选拔具有抽象思辨能力的学生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尊重部分学生的感性主体来说，这样的题目，明显涵盖面不够普遍。至于“愿景”（天津）、“谈意气”（湖南）、“读（书）”（安徽、全国卷3，全国卷1），无日常感性不足，但从功能来说，又缺乏智性的冲击力，在形式上，是纯粹的命题作文，很可能诱导考生写出大量“高考八股”。这类命题，可以归入走老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类。相比起来，重庆的《走与停》和江苏的《人与路》，既有直接感性，又有潜在的矛盾的暗示。虽然形式比较陈旧。“雕刻心中的天使”、“雨燕减肥”、“乌鸦学鹰”，把智性的观念蕴含在感性的情节中，然而，从题干到题面，都似曾相识，命题者有偷懒之嫌。纵观追求智性的“潜在量”，可能还要把福建作文题算上。出了三个题目供考生选择，第一个是“草船借箭不满十万枝”，第二个是“戈多来了”。都有相当的历史文化内涵，继承了该省前年的十个古典文学人物和文化名人的思路。这样题目要做出水平来，是需要考生反思，甚至是颠覆性的智慧的。可能是考虑到大量学生的不适应，第三题，难度大降低，“留下一点空白”。这种思路是和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是异曲同工的。但是，三题的难度相差太大，造成了评分的难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北大自主招生的作文题“贪官检讨”，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写空话、写大话、写套话、写假话的题目”，是“假话集锦、空话比赛”。根据我的评卷经验，倒觉得，这是一个创造。稍有修养的考生都会把这个题目写得很幽默，肯定充满了反语和调侃。这对于习惯于正面立意的的高考作文来说，是别开生面的。可以期待会出现一些情智交融的文。